在大多数综艺节目绞尽脑汁想办法制造话题博取流量的时候，《圆桌派》却选择讨论话题。正如它宣传海报上写的那样：言值就是生产力。这档观点交锋的综艺节目，或许并不屑于观众的笑声和眼泪，而是在乎那些观点有没有传播他们的价值观，有没有影响观众的价值观。
从《圆桌派》第一季到当下正在播出的第四季，这档节目的关注度却越来越低。其中纵然有“审美疲劳”原因，对各位嘉宾的发言套路略有了解，比如梁文道又要讲他对周围年轻人的观察，然后将其放到时代和国家的背景下讨论;比如蒋方舟又要讲她从某本书或者某个朋友那里看来、听来的故事，或者讲一讲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些看似平常的“小事”，而其实什么都知道却又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窦文涛又要以所谓的好奇和疑问来引导话题。
对一档以观点输出价值观的节目而言，这些套路只是边角，真正应该被关注到的应该是那些观点。可是说出那些观点的人，似乎正在与大部分人的火热生活渐行渐远。比如有一期是谈“血拼”之后的退换货，窦文涛和周轶君分别聊了他们在购买家电过程中的“歇斯底里”。在他们的认知里，无论是当下的社会文明还是他们的个人素质，都不应该允许出现这样的“歇斯底里”，而梁文道也依然从往常那样试图从制度和文明的传统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可实际上，在他们看来似乎是极端的个例，正是大部分人的常态。那些观看这档节目的普通观众，常常需要在生活中处理类似的“小事”，他们没有助理，也没有律师，更不知道如何从文明的渊源流长中安慰自己。
《圆桌派》之前的节目中还曾讨论过焦虑、贫穷等问题。他们认为媒体尤其是博流量的自媒体放大了一群人的焦虑，而这群人实际上没有如此焦虑，也不应该这样焦虑。但事实上，这些焦虑之所以能够贩卖成功，引发巨大的共鸣，正是因为人们有或浅或深的焦虑感。有些时候，觉得《圆桌派》的几位常驻嘉宾所讨论的那个社会是一个他们旁观的社会，而不是他们亲身感受到的社会。
前不久，作家格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觉得“做一个穷人并不悲惨，在今天社会里，最悲惨的是穷人在模仿富人。这是永远没有出路的”。语境是说大家都被困在商业社会的消费符号里，而人们总是去追求消费那些超出自己消费能力的物品，从而陷入一种困境。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应该乖乖地待在自己的位置，过着那个位置上该有的生活，也就不会焦虑。
格非跟窦文涛、梁文道们是一样的，他们只想抹平时代的焦虑，却忽视了焦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奋斗的附属物。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天真，他们大概并不知道，普通的个体之所以鲜活，正是因为不愿意“安于现状”，想要让生命更多姿多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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