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天价片酬为何总是引起争议：症结其实不在于“天价”
日前，崔永元在微博曝光了某演员在参与某影视作品的两份合同，其中一份合同约定片酬为税后1000万元，另一份合同则约定片酬为5000万元，并称这6000万，是演员在片场拍4天的报酬。这天价片酬和大小两份合同，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关注。
关于“阴阳合同”涉嫌的偷税漏税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和地方税务局已介入调查，而明星的天价片酬又一次刺痛了公众的神经。这已经不是天价片酬第一次引起公众愤慨了：凭什么有的明星出演一部影视剧轻轻松松就能够收入数千万元?明星天价片酬合理吗?厘清这个问题既有助于纾解演艺圈长期存在的病症，也有助于缓解部分网友复杂的“仇富”情绪，避免这一议题反复浪费宝贵的公共空间。
谁来定义“天价”
我们经常看到舆论关于天价片酬的讨论，一谈到某些一线明星或者流量明星的片酬，条件反射就是他们拿“天价片酬”。但究竟天价的指标是多少?一部戏一千万元片酬是天价，还是三千万元片酬是天价?舆论对于“天价片酬”一词的滥用，更像是一种情绪化的指控。
很多报道在痛斥明星天价片酬的同时，最喜欢以日韩明星的片酬作为参照对象。在韩国，极个别的一线韩流明星，像李英爱、全智贤、金秀贤，拍摄电视剧的单集片酬是1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60万元;而像我们熟知的宋仲基、苏志燮、赵寅成、李敏镐等，单集片酬可能比1亿韩元略低，宋仲基拍摄《太阳的后裔》时，单集片酬为6000万韩元;至于一些大热偶像团体出来、有影响力的新晋演员，像朴炯植、李俊昊、陆星材等，其单集片酬一般是1000万-3000万韩元。
日本明星的片酬就更低了。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复旦大学教授冯玮6月3日发布的一条微博被热转，“日本演艺女明星片酬，最高的是米仓凉子，单集500万(合RMB30万)，其次是天海佑希，单集300万(合RMB18万)。新垣结衣这种有点资历的"新人"，单集150万(合RMB9万)。”去年日本媒体统计了夏季日剧顶级女明星电视剧片酬排行榜，排行榜上排在第一位的新垣结衣，拍电视剧的片酬每集约合10.3万元人民币;紧随其后的深田恭子和真木阳子，每集都是9.8万;排在第十位的吉冈里帆，每集片酬才1.2万元。考虑到日剧的篇幅都很短，顶级女星拍一部剧的毛收入，最多不过一两百万，而其他二线明星，甚至10万元都不到。不少日本一线明星的年收入，大概相当于北上广一个金领的年薪，其他三四线小明星，也就相当于普通白领。
在日韩明星的对比下，中国明星赚钱简直不要太容易，公众对于他们的天价片酬自然就有一股怒火。不过，这其实是一种“议程设置”，媒介乐于以日韩明星为参照来批评中国明星，却很少见人提到好莱坞大牌明星的片酬。因为在好莱坞一线巨星的片酬面前，中国明星的天价片酬好像也就不那么“天价”了。
早在20年前，明星片酬在中国还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时，好莱坞的一线巨星，诸如尼古拉斯·凯奇、金·凯瑞、汤姆·克鲁斯、梅尔·吉布森、汤姆·汉克斯等已经迈入了“2000万美元俱乐部”，他们不仅一部电影的片酬要价2000万美元以上，而且要求参与电影票房的分红，少则15%，多则可达20%。在《华尔街日报》记者本·弗里茨的新书《大局：为电影的未来而战》(The Big Picture: The Fight for the Future of Movies)中，他刚好记录了索尼影业曾经两位最大腕的一线明星——亚当·桑德勒和威尔·史密斯的天价片酬。“索尼影业为两位巨星的持续成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000万美元的片酬或者20%的总收入分成，以较高者为准，这是他们的标准;另外他们的制作公司还将获得500万美元的收入，或者5%的总收入分成……桑德勒和史密斯都喜欢奢华的制片厂生活的津贴，乘坐商务机飞来飞去很常见，有时候史密斯的随行人员甚至需要两架喷气式飞机前往首映式。”
因此，以他国明星的情况来对照本国，然后得出天价片酬的结论，看似有道理，其实具有迷惑性、似是而非，因为参照对象一变，结论就变了。明星的片酬是否天价，并不是由片酬的具体数额决定的，而是由当地的演艺圈市场容量决定的。换句话说，片酬是由市场决定的，它是否天价由市场说了算。
像韩国和日本，国土面积小，人口相对较少，他们影视剧如果没有走出本土，市场容量也就很小。韩国尚且有韩流输出，但日本的影视剧很少走出本土，影视剧的收入单一，如果日本一线明星片酬都是二十万元人民币一集，制作方可能就消化不了了。因此，在日本二十万元单集片酬就是天价片酬了，但在中国，二线明星都要这个价了。
因为中国有近14亿人口，演艺圈的市场容量非常庞大。有媒体曾刊文指出，我国甘愿掏钱追星的粉丝多达6000万到8000万人——这比韩国总人口还多，他们每人每年平均消费2000元到10000元来支持偶像，如此，粉丝经济总额可高达1200亿至8000亿元——这个市场容量是好几个日韩相加。至于好莱坞的市场容量则更大，因为好莱坞的市场是全球。一部电视剧面向5000万人播出，和面向13亿人播出，其成本几乎是一样的，但后者的收益显然要高于前者，明星的片酬所得自然也高于前者。
可见，国内的天价片酬是市场供需很自然的结果，它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也不是什么原罪。如果以道德绑架来讨论议题，其走向很可能是民粹，这是值得警惕的。那么，国内天价片酬的问题究竟在哪?
明星制导致的“脑体倒挂”
片酬是否合理，既要看市场容量是否允许，也要看明星片酬占总体制作经费的比重，一般而言，明星片酬占比的合理区间是40%以下。在影视产业发展更为成熟的美国和韩国，明星片酬的占比为10%-30%。好莱坞明星的天价片酬很少被人诟病，就在于占比是合理的，即便一部电影所有演员的片酬可能高达1亿美元，但它的总投资超过3亿美元，天价片酬并没有影响制作上的投入。反之，如果一部影视剧投资仅5千万元，演员片酬总额就用去3千万元，那么演员拿的片酬即便不是天价也不合理，因为片酬已占了制作费用的50%以上。
而这恰恰是国内影视圈的通病，明星的天价片酬占据了制作经费的5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70%。因此，天价片酬的症结不在于是否天价，在于是否因为天价而侵蚀了制作经费。
一旦明星的片酬占比过高，这部剧基本就毁了。一部影视剧不仅只有明星这一环节，还有导演、编剧、摄影、道具、布景以及特效、宣传等后期诸多环节，明星片酬占比高了，意味着这些环节的投入只能不断压缩。编剧一点地位没有，拿最少的钱，干最苦逼的活，创新动力不足;技术工作者不受待见，被当廉价劳动力使用，“灯光师能给你打一组明亮的灯光，然而不能打出一组"暧昧"的灯光”;特效等后期制作上能省则省，五毛特效成为常态……
畸形的片酬占比，体现的是以明星为核心的制作思路，即明星制，从剧本创作到拍摄、后期制作和宣传，全部围绕着该明星展开(这在流量明星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市场只要看明星的脸啊，所以剧本创作也不用讲究什么技巧了，只要围绕着明星写就可以，男明星就把他塑造成男友力十足的霸道总裁，女明星就把她塑造成独得万千男性宠爱的“大女主”。至于什么拍摄技巧、后期制作，在明星的光环面前，都是无关紧要的细节。这时，整个影视制作就陷入了“脑体倒挂”“看明星脸色、为明星打工”的窘境，影视制作自成一套的体系在明星制面前就彻底失效了。
这才是问题的致命之处。天价片酬只是明星制的一个后果，但明星制对影视圈的本质性伤害是，它破坏了整个影视工业体系的正常运作。畸形明星制不可能生产出优质的影视作品。
打开明星制死结，天价片酬“不治而愈”
每次说起天价片酬，公众总是很愤慨，并寄望于公权力介入，出台相关规定予以限制。适当的管理当然是必要的，问题是政策的调控作用非常有限，毕竟只要有市场需求，明星自然就不愁片酬，并且上有对策小有政策，明星完全可以通过签署多个合同的形式(比如片酬一个，宣传期配合一个，配音一个)转嫁高片酬。
天价片酬的根本解决之道，还在于打破明星制的魔咒。制作方为何唯明星是从?因为明星在市场上有“卖相”。只要是他们参演的影视剧，就能够在电视台和视频网站卖出好价钱，就能够引爆话题、带来流量。某导演曾向媒体透露他高价请来某零演技的流量明星做主演的理由，一语道破玄机：“一般我们用老演员，这次选角算比较蹊跷的。他们说他有1700多万粉丝，如果用了他，我们现在网络可以签到什么价格?我立马说签他，不会演戏我也会让他演戏!”
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批评中心主任孙佳山也曾撰文指出：“大牌明星片酬为什么会飙涨到如此离谱的境地?最为直接的原因是，当前中国的影视领域，正面临着已危若累卵般的产能过剩，每年有半数以上的作品压根不能出现在荧幕、荧屏上，只有知名演员参与的剧集和综艺节目才会有相对稳定的收视率，这直接导致制片方对知名演员的严重依赖。”
产能过剩是困扰中国影视工业的“老大难”问题。粗略估计，我国每年电视剧产量超15000集，而仅有9000集有机会播出，这意味着，1/3电视剧拍出来后或无法见天日。日前有媒体查阅了总局发布的相关通告后了解到，2017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生产完成并获得许可发行的电视剧有130部，这其中，一共有37部电视剧至今未播，比例达到近三成。
影视剧市场供过于求，但精品不足，播出竞争非常惨烈，大IP、大明星、大噱头、大制作的影视剧是极少数，自然遭到电视台和视频网站的哄抢，价格水涨船高。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供给侧对明星的依赖和明星资源的紧缺，一线明星天价片酬积重难返，“大量三四线和未成名演员丧失成名机会，让作为文化工业关键要素的演员基础，出现结构性塌方”，明星制由此成为一个死结。
打开死结，首先需要供给侧改革。影视行业需大力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只做精品，而不是盲目投入生产出一堆无处播出的“垃圾”。而需求侧的市场，是由无数普通观众组成的，观众也应该用脚投票，让精品剧有好的市场回报。很多人一边骂明星天价片酬，质疑明星演技那么差怎能拿高酬，一边又热衷于明星八卦，选择影视剧不是看口碑，而是看明星、看阵容、看噱头：殊不知明星的市场价格不只是演技，还有吃瓜群众对他们八卦的消费，对他们流量的“贡献”。如果观众越来越理性，市场上形成“口碑至上”的氛围，小明星、小制作的精品剧总能够出头，大明星、大制作的烂剧照样扑街，明星制的风气也将慢慢改变。一旦没有演技的流量明星失去观众信赖，他们的片酬自然就会降下来。
总之，技术性问题还是让改革来解决，情绪化、道德化只会让情况更糟。
作者：曾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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